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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学者的本分与社会责任

——陈兵教授访谈录

　　刘朝霞王永会

陈兵教授，1945年生于甘肃武山，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宗教系。现任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主要著作有《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生与死》、《自净其心——重读释迦牟尼》、《新编佛教辞典》、《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合著）、《佛陀的智慧》、《道教之道》、《中国道教史》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已经毕业与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数十名。近几年从事“佛教心理学”方面的专题研究。陈兵教授是国内知名的佛教学者，他对佛教义理、禅修与现状等各个方面的把握通透而深刻，他的研究既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又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与切己的生命体验，这在目前实不多见。

问：陈老师，您现在是著名的佛教学者，那么请问您是如何走上佛学研究这条道路的？

答：如果从研读佛教经论算起，我研究佛学应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与很多研究佛学的学者不同，我研读佛书，并未有将来专门从事佛教学术研究的打算，纯粹是出于弄通佛法、解开宇宙人生之谜、获得安身立命之本的浓厚兴趣，或者可谓宗教性的追求。从禅宗的角度来讲，我是把佛书、佛教当作公案来参究，而不是当作知识来研究。我自认虽非不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但并不完全受时下流行的学术规范的限制，所以实际称不上学者。唐寅有诗云：“书本自惭称学者”，可以作为我的写照。当然如论佛法，我还是略有心得，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初步解开了当初研读佛典的迷团。至于撰写《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生与死》、《新编佛教辞典》、《重读释迦牟尼》等书与佛学方面的文章，都是应社会的需要、出版社和杂志的邀约命题而动笔。直到目前，我还未靠课题经费出过一本书。因为是应市场需要亦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所以我写的书销路颇好，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佛法的方便，我经常收到读者的感谢信，总算尽了学人的一点社会责任。

问：近代以来，国人对佛学的研究轰轰烈烈，涌现出一批著名僧俗学者，时至今日，国内佛教研究又出现了新的特点，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国内的佛教研究的？

答：国内佛教研究，近几十年来进展快，群贤竞起，后来居上，成果十分可观。按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不到一二十年，中国的佛教研究就会跃居世界前列。但我觉得，就目前情况看，国内的佛教研究起码有三大缺陷：

第一是研究者佛学方面的素养普遍不足。老一辈学者，大都是半路出身或兼究佛学，多半是从史学、哲学角度研究佛教中的部分内容，多未受过系统的佛学教育，不通晓研究佛学非常需要的梵、巴利、藏等文字，在佛学素养上与发达国家专究佛学的学者有一定差距。近十几年来佛教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在大学本科大都是学文、史、哲或理工，研究佛教的时间不长，其佛学素养多不足以深入佛学堂奥。至于对佛法能身体力行有个人体验者，则更为罕见。表现在学术成果上，则难免肤浅、偏狭、片面之弊。研究中国佛教者，往往对印度佛教缺乏系统的知识，因而看不到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继承关系，过分夸大中国佛教中国化的一面；或将禅宗的源头归结于儒道的心性论，或将藏传佛教的神秘内容说成是西藏社会的产物，这些认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甚至是错误的；研究禅宗的著作、文章虽多，但多是“门外谈禅”，对禅的实质把握不够准确，对公案的解释，往往是依公案禅所否定的理路去猜测揣度，错误百出，对禅存在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其实未解决多少；不少佛学论文中表现出对佛教基本义理的误解，有些鼎鼎大名的学者，居然会将“涅槃”理解为死亡、死寂，随意地扣上“虚幻”之类的帽子。这些都是因缺乏佛学基础理论的训练所导致。从这个角度来说，多数佛教学者并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没有一个基本准确的把握，谈何研究？

第二是研究方法尚显单一、死板、落后，多是按既有的框框，用文献学、史学、思想史的一般方法研究佛教文献、历史、思想，忽略了佛教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特殊性质，人云亦云的现象太普遍，用西方流行的社会学、统计学、文化人类学及实验、系统的新方法研究佛教者，尚为罕见。近年来，有一些年轻学者，引用西方哲学的方法作佛学研究，这对于新方法的探索，无疑有推进作用，但相当一部分只是进行简单的比附，这是应当尽量避免的现象。总的看来，佛教研究，还未能建立起与佛教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相应的独特研究方法。

第三是佛教学术研究与活生生的佛教现实拉得太远，对佛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太少。这使得佛教研究带有较多的主观性，大部分人研究佛教，只是从书本到书本，关在书斋里做学问，很少作社会调查，对佛教的社会活动和教徒的心态缺乏深入了解。这一方面，台湾佛教学者做得较好，江灿腾、蓝吉富、游祥洲、龚鹏程等一批学者的研究，都紧扣佛教现状，提出了不少有现实意义的见解。当然，这是从深入了解佛教现实的角度来说的。还有另外的维度，即，我们的研究应当最终落实到指导个人的人格完善与世道人心朝积极方向发展，也就是服务人群，服务大众。这是一个佛教学者应当自觉肩负的社会责任。倘若没有这样一种责任感，学术研究就没有了活水源头，没有了不竭的推动力，纯粹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等而下之，不择手段谋取钱财名利，当今的学术腐败从根本上说，是学者良知的缺乏，责任感的缺失。

总之，我认为当前国内的佛教学术研究，在广度、深度和方法等方面，尚显落后，不能满足佛教及社会文化发展对它的需要。

问：您如何看待日本、欧美的佛教研究？

答：日本，可谓当代佛教研究的第一大国，其研究方法系本世纪初从欧洲所引进，出过高楠顺次郎、木村泰贤、宇井伯寿、荻原云莱等一批佛学大家，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我国佛教研究影响极大。就人力、财力的投入和研究的广度而言，日本佛教研究显然强于我国。日本学者学风严谨，重集体研究，值得我们学习。但日本佛教研究，过于经院化，与佛教现实脱节，研究方法过于板滞，多搬用西方的哲学、宗教概念套佛教。中青年一代的佛学素养尤其是中文水平，较老一代大为降低，也缺乏思想深度，其研究多是为研究而研究，或为做博士论文而研究，其研究成果一般只流通于同行的狭小的圈子里。这与投入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研究的阵势很不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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