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变量

在中国法治环境、法律健全、政府定位、市场监管、产权保护、社会文化、心理倾向尚未完全健全和成熟的大环境下，政治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变革。

企业变革要充分考虑到产权制度问题、媒体舆论监督问题、经济制度缺陷问题、企业治理法制问题、市场成熟程度问题等等。从中外历史上看，在制约企业变革的各种自变量中，法治环境、法律健全、政府定位、市场监管、产权保护、社会文化、心理倾向等社会政治因素比资源稀缺、技术进步、消费需求、资本供给等经济因素更能影响变革的进程和成败。因此在中国推行变革，在充分论证企业内部资源的同时，要充分考量企业外部环境社会政治环境，在一定的时间、空间、环境内把控变革的方向与进程，任何超越时间、空间、环境的变革都会把正确的变革推向错误的结果。

2、领导者变革

TCL集团在国际化变革中为什么一错再错，原因是以李东生为首的决策层试图再证明自己的正确，为什么要证明自己的决策正确呢，因为他们是管理者心态，而不是领导者（老板）心态。在当年三星集团的那场变革中李健熙们却是一家之主，他们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权，因此就有了包容。所以变革在李健熙的领导下才能一举成功。

变革需要领导者而不是事事管理得有条不紊的管理者，以管理者的思维从事变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当有的企业让员工转变观念时，说明企业家本身就还没有转变观念。等到万事具备才开始的变革往往是已经错过了东风。从一这意义上讲，企业领导者是企业成败的关键。

以变革创新见长的TCL在新一轮变革中却裹足不前，引以为豪的企业家精神和变革勇气在变革中没有

起到相应的作用，追根到底是李东生及其团队，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个小媳妇心态，他们不是真正的老板。他们只有相对的控制权，上面有组织，有一柄尚方宝剑，随时可以落下，他必须像小媳妇那样提心吊胆，否则就容易被滑落的宝剑斩首。如果想要巩固位置，就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正确，所以在收购施耐德电视失败后，以同样的错误收购汤姆逊彩电与阿尔卡特手机。而三星的李健熙们却是一家之主，他们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权，因此就有了包容。他的包容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的流露。而李东生把新一轮的变革的主体先是定为管理者，结果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经过《鹰的重生》后的水与火洗礼后，又把变革的主体定为一线的员工而不是自己，其前景也让人甚为担忧啊。

深入公司内部的组织改革都是很痛苦的。这种变革的始作俑者与最终承受者，必定是合二为一，也注定是企业的领导者。任何组织变革没有这种甘愿以最终承受者身份出现的始作俑者，都不可能成功。